毫无关系。
作为知识分子，我被暴打，脖子上挂着拍子当街巡游。我从不认为知识让我成为一个可耻的人啊！我看着那些嘲笑我，辱骂我的人们，我的心愿一直都是为了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我有错吗？”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给他倒了杯热茶。皆成河的眼泪像是已经干涸了，他情绪激动，但是没有任何泪水，苍老的声线在词句的空白中战栗。
“后来我被分配去了大兴安岭，我们队里有很多十五六岁的孩子，大冬天穿着棉裤淌过没过膝盖的河水。等上了岸，两条腿都没有知觉了，可还得走，走个二十公里到大山深处去伐树。一个队，不到三个月，少了一半的人。”
“为什么少了一半的人？”
“那种环境，未成年的孩子哪里受的了？烧到神智不清送走的，也有逃走的，失踪的，病死的。我们这些剩下的都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病，身子怕冷，一到冬天两条腿针扎似的疼，一步都走不了。”
“后来呢？”
“我在大兴安岭一干，就干了十年。从伐木工干到小队长，再从小队长升到部长。不用呆在室外受苦可以坐办公室了，可我人也麻了。觉得有口吃的，有暖被褥睡比什么都强。什么教育，什么知识，那是吃饱了撑的梦想家才会去谈的事情。我三十多岁，已经准备好就那样过一辈子了。做个小领导，管好自己的伐木场。有福气就娶个老婆，生个娃娃。没有那份福气，就这样过一辈子，我认，我认了。
就连这种单薄的愿望，我都无法实现。
国家后来说要做可持续发展计划，把伐木场按照季度关闭。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运转，运转的时候，对什么能砍，什么不能砍，还有很多要求。工人走了大半，我就想着这份工作做不下去了，要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这个时候我冒出了一个罪恶的念头。”
“什么念头？”
“我想继续读书。如果不是这个念头，也许我接下来的生命还不至于这么惨。
我回到城市里，城市已经和我离开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街上有很多自行车，年轻人放着我听不懂的音乐在街头摇头晃脑。我在一个报亭里买了很多杂志和图书——故事集，城市周刊，进口漫画，诗集散文，男性杂志，汽车，摄影，环球财经，兔女郎——还有两本当年的高考试卷，语文和数学。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读完了所有的内容，认认真真做了试卷上所有的数学题和语文阅读理解。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要出国。”
皆成河说的有些口干了，他喝一口热茶，夸赞了两句：“这茶苦的恰到好处。”
“很多客人抱怨太苦了。”
“苦而不涩，反倒让我的喉咙舒服了很多，”皆成河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胸口，“这里好像也舒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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