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会提前到1942年召开的缘故而发生了改变。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上，苏共中央根本就没有在卫国战争期间召开过任何一场中央全会。

　　也就是说，1942-1945年这3年期间，苏共并没有召开过任何一场中央常会，所有事情都搁到了1946年的常会上处理，包括组织部的改组、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常委的选举都拖到1946年才处理。

　　但按照惯例，苏共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斯大林这种连续3年不开常会做法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原则。

　　在曼图洛夫所在的世界里，这个惯例居然没有被打破！党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1942年6月22日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此后的1943，1944，1945年的开会时间也会定在这几天，说明这场战争并没有影响苏共中央的运作。

　　1942年这场全会召开时间选得别有用意，正好选在了1942年6月22日，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1周年召开。

　　在这一天，斯大林将在69位中央委员会委员、68位候补委员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的面前发表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的讲话，展现抵抗强敌的决心。

　　随后，斯大林将会宣布中央组织部的改组决定，并且展开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选举。

　　曼图洛夫是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唯一候选人，也是新任组织部部长的唯一候选人，落选的机会几乎是0。

　　除了曼图洛夫的中央书记选举以外，梅尔库洛夫和新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会在当天通过选举的方式，增补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如无意外的话，也会得到高票通过，意味着梅尔库洛夫和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将进入苏联共产党组织的核心之中。

　　“我接受这个安排，但如果我留任其他职务的话，恐怕未必能应付这么多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卸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建设人民委员，将精力放在国防工业和党组织的建设上。”曼图洛夫虽然年轻旺盛，但再怎么旺盛，都难以同时应付这么多个职位的工作。

　　斯大林感觉这个年轻人未必如他想象般“纯洁”，他之所以主动提出卸任的这三个职位，无非就是想保留现有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统帅部成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纪委副书记）这三个具有相当权力的职位。

　　把最没有权力的职位卸下了，不但能保持现有的权力，还能够减轻个人的工作量，这一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斯大林清楚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选择拆穿，也没有因此对曼图洛夫的观感产生负面影响，毕竟每一个人都是有权力欲望的，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

　　“好，那你觉得哪位同志适合接任这些职位？”斯大林问道。

　　“我认为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雷科夫同志适合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副国防人民委员，他在军队里服役多年，政治和道德素养良好，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

　　建设人民委员的职位能由第一副建设人民委员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尤金同志接任。他工作态度认真，具备丰富的建设专业知识，也在建设部门里任职多年，具有丰富的建设工作经验，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

　　另外，我认为在中央组织-指导部完成改组之后，应该叫中央组织部(otдeл_пaptnnhыx_opгahoв_Цk_ВkП(6))，这样的名字会简便一点。”

　　斯大林思索了一阵，然后表态道：“好，那就这么定了。”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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